他把西方的民主叫横向民主，其特点是互相制约，中国的民主叫纵向民主，其特点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上下互动的过程。

现实中的个体作为一个知爱、能爱的存在者，其自由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爱有差等的维度。而爱己、成己最基本的内容，就是个体对自身权利的维护。

参考文献： [1] 2018年6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儒学的现代转向暨《当经成为经典：现代儒学的型变》新书发布学术研讨会。而如果陈文所说的个人主义是指的以个体为主体的价值立场，那么，它早已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也是现代新儒学、自由儒学等许多现代儒学的价值共识。另一个是，自由主义只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政治理论，只是西方文明架构中的一个局部板块，而儒家思想则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性架构，二者在文明地位和意义上并不完全对称。陈文认为，儒学的价值论与方法论则不是，它的古典性表现在对天及其德性的信仰和坚持上。然而，陈文却将二者混为一谈。

因此，应当仿照或者吸取西方政治哲学的成功经验，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而自由儒学执着于从完备的哲学上来开出自由价值，必将导致问题。尽管在这一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就总体而言，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国学热所具有的历史性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第三为祖先尽孝则是普通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其次，由一个以农村为中心的国家逐渐变成以城市居于中心地位的国家，这是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我觉得，你所说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陆儒学复兴运动虽然很复杂，但在中国当代思想史的整体背景下，它所具有的上述建设性意义必须加以肯定。

在早期启蒙说的视野下必然将宋明理学判定为反动的、落后，而吊诡的是，恰恰是被其判定为反动、落后的宋明理学对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之一。从更长的历史区段来看，我们今天虽然重新在GDP总量方面达到了世界级的高度，但距离中华文明的整体复兴还差很远。

我们很难简单地说这两种模式究竟哪个好哪个不好。正像市场经济在西方成熟后会体现出诚信的要求一样，等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会更为注重诚信。当然，在今天看来，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其自身的问题，很多人已经对其提出了批评。今天好多人不自觉地说：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看我儿子（闺女）的了。

毛泽东和梁漱溟在延安窑洞夜谈，毛泽东把《论持久战》这一套思想给梁漱溟一讲，梁漱溟特别兴奋，因为从来没有人把抗战中国必胜的道理讲得如此透彻。这两个承诺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就是恕道。但是，互相制约并不是我们的文化精神之所在，或者说并不是我们文化精神的精华。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其中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整个地改变了中国具体的社会形态。把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化完全归结为是受西方的影响或者说外在冲击，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这里不用多说它。

现在所谓内生现代性的主张，最大的问题就是其所体现的逻辑并非如此，它所凸显的并非我们不同于西方的东西，其寻找的恰恰是与西方现代性完全一样的东西。马克思学说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中被称为大同学，大同就是《礼记·礼运》所讲的大同社会。

我们在2012年邀请了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来北大访问，在此期间他多次询问为何今天的中国人不讲诚信。可是，有趣的是，实际上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恰恰是宋明理学。梁漱溟先生与毛泽东主席有着特殊的渊源。就这些问题，我们对当代著名儒家学者、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翔海教授进行了访谈，以飨读者。杜维明先生主张反思启蒙心态，即我们肯定启蒙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仅用启蒙的心态来看待事情，似乎一旦走上西方理性主义的道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等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在文化上一定会体现出不尽同于西方的价值取向。

西方个人主义在文化精神上与中国文化之间体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差别。原因就是英国已经以热兵器为主，实际上中国也有少量的热兵器，但基本上还是处于冷兵器时代。

如果中国文化在未来强大到足够和西方同等，并且又能够体现悦近来远、推己及人这样一种风范与气度，这样中国不仅可以有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现成的国际社会秩序。同时，还要为子女的发展创造尽可能的条件。

郭：您刚才提到一点，您特别不同意那种把西方现成的现代性完全移植过来的观点，我们中华文化有其自身特质，但我们之所以在现代性前面加上中国的或者西方的等限定词语，意味着现代性本身具有一个普遍性的特质，您认为现代性最根本的普遍特质是什么？    李：这个普遍性的特质肯定是有的。当然，由于现代化源起于西方，西方式的现代性肯定与人类现代性的普遍性特质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从历史事实看，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也的确是某种与西方同质化的过程，所以已经出现了与西方类似的问题，比如意义的迷失、人的本性的异化等等。唯物的所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析的就是以西方哲学为代表的解析方法，理想的所指的是中国哲学传统。（录音整理：张新） 进入 郭萍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理念的层面是如此，就是体现出我们自己的自主性和建立在文化自觉意义上的自我身份认同。

天地君亲师其实就对应上述三种途径。这说明，中国人主动追求现代性的时候必须合理地设计，在设计之中体现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

20世纪西方人为中国唱赞歌人也很多，比如汤因比。所以，老一辈学者陈旭麓先生将其归结为中国的马箭跟西方的炮舰之间的历史间距。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骨架——工业化、市场经济、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存在形态——都是西方式的。而正如中国现代历史所显示的，马克思主义所体现出来的物质性力量对于建构中国现代性的基础十分重要。

简单地说，是希望通过德性的感召与示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从小人变君子、由君子而圣贤。怎样在中国现代性中达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而绝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我们的祖先崇拜、为祖先尽孝都是源于这里。父母之所以生养子女，是因为他们作为社会人有责任延续社会的发展。

而实际上内生现代性概念指的是与西方文化有家族类似性，同时在某些根本关键点上又不同于西方从而真正体现儒学、体现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之中，有人引用当年马克思引用过的德国诗人海涅的话说中国文化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反思启蒙心态强调在西方的工具理性主导一切的范式下更多地融进中国哲学注重生态、注重价值理性、注重同情与怜悯等价值观念。为什么在西方父亲和儿子完全可以平等呢？就是因为西方的上帝观念，因为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在社会权利方面父亲和儿子是完全平等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的。比如有政党就得有阶级，有共产党就得有共青团、少先队等等。